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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据杨萧说，“科普派”与“文学派”的论战可以说是旷日持久，各据阵地互不相让。

    总体而言，“科普派”拥有资源优势，略占上风。

    譬如，围绕科幻小说《世界最高峰的奇迹》的批评与反批评，已经长达三年之久。“科普派”指责小说描写恐龙蛋化石可以复活恐龙，是“伪科学”；作者本人则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予以反驳。

    第一轮辩论，《青年报》刊发了双方文章；第二轮辩论，则只刊发了“科普派”的文章。

    可以说，舆论的倾向性已经很明显了，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苗头。

    “离谱，太离谱了！”

    即使以姜玉楼的见多识广，也觉得国内某些作家、评论家实在是不干人事。

    而且，《青年报》作为纸媒，怎么可以拉偏架，媒体的中立性哪里去了？

    看着姜玉楼愤慨的样子，杨萧心里一暖，她说：“其实，国内科幻小说的发展一开始就伏下了一个潜在的危机，这危机就是“工具属性”过于强烈，仅仅把科幻小说当成了一种普及科学知识的手段,而忽略了科幻小说为文学品种之一的文学属性。”

    姜玉楼点点头，说破天了，科幻小说也只是小说。

    杨萧继续为他科普国内的科幻小说的形成和发展史。

    建国初期，国内并没有科幻小说和科幻小说作家，只是在科普工作过程中，由郑文光创作了新国内第一部贴着“科幻小说”标签的《从地球到火星》，发表在1954年的《少年报》上，由此还引起了燕京地区的火星观测热潮。从此，科幻作为科学普及教育的一种生动形式，被保留和延续了下来。

    长期以来，科幻小说在国内更通俗地称谓是从前苏联引进的“科学文艺”，是“科学”而不是科学“幻想”。

    这样的“家庭出身”和“成长背景”，使得国内科幻一开始就打上了两个烙印：一，是给孩子看的，二，配合科普教育的。

    科幻小说一直游离在科学圈和文学圈之间。相对于科研，科普只是科学界的一小块，科幻则是正规科普工作的补充形式。在文学界，它只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，边缘的边缘。

    事实上，国内第一代科幻作家几乎都是科学工作者，郑文光是中山大学天文系第一批毕业生，燕京天文台副研究员，刘兴诗是川蜀地质学院教师，其他如古生物学家刘后一、张锋、人类学家周国兴、医学家李宗浩等。叶永烈毕业于燕大化学系，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其实算科普小说，所以他1979年获得的是“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”称号。

    但科幻小说家们并不认可这样的地位和定位，他们既不是只写给小孩子看的，也不是只为了科普，他们的写作有更远大的理想。有社会批判、人性洞察，他们要写社会、写民族、写对科学和人类命运的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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